【适量饮酒 快乐生活】“忽与一樽酒，日夕欢相持”——陶渊明与酒

诗酒联袂，寄意遣怀，杯中之酒，能激起心灵的底蕴，壶中幽静，亦能让人心意悠然。在诗人的眼中，酒可以雄伟豪放，可以清闲淡雅，可以浅斟低唱，也可以放逸潇洒，更可以忘忧消愁，远害避祸。墨客骚人，临风把酒，神驰八极，思接千载。诗与酒一旦结缘就成为文学史上的千古佳话，对后世追求人性自由的文人有以极大的心灵触动，更深刻地影响了他们的人生选择模式和社会生活方式。这个结缘，正是从陶渊明“借酒为迹”开始的。

陶渊明是第一个有意识地与酒攀为亲缘的人。他在《五柳先生传》中自叙道：“性嗜酒，而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活脱脱地刻画出了陶渊明自己悠情放纵的情貌。他的好友颜延之在《陶居士诛》中也言道：“心好异书，性乐酒德。”    

在陶渊明的诗中，酒有着独特的内涵，萧统在《陶渊明集序》中言道：“有疑陶渊明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酒为迹焉。”他在《饮酒二十首·并序》中自叙道：“余闲居寡欢，兼比夜已长，偶有名酒，无夕不饮。顾影独尽，忽焉复醉。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纸墨遂多，辞无诊次，聊命故人书之以为欢笑耳！”长夜难尽，无夕不饮，此中意深矣。在他的饮酒诗中，我们首先感受到的是个体生命的有限性和对生命的忧患意识。他在《饮酒·其一》中叹道：衰荣无定在，彼此更共之。邵生瓜田中，宁似东陵时！寒暑有代谢，人道每如兹。达人解其会，逝将不复疑。忽与一樽酒，日夕欢相持。

生命是短暂的，“一生复能几，倏如流电惊。”(《饮酒·其三》)，而世间的兴衰荣辱却是如影，如梦，如幻的存在。如今在长安城东种瓜的布衣邵生，谁又能想到他是前朝显赫的东陵候？白云苍狗，世事悠悠，陶渊明最先感到的是生命的有限性和人生的艰辛。这种对生命短暂而又无常的忧患意识是贯穿魏晋始终的，不单为陶渊明所独有。但是从中体验到人生的悲剧性，并从中觉醒，在魏晋时期，唯陶渊明一人而已。

他放弃了对富贵名利的追求和对政治的关怀。他在官场打了一个转之后终于回到了他久别的田园，当他在田园的宁静中以酒后的醉态去拥抱人生的有限性时，他最终拥抱着自己的诗，在诗中使有限的生命化为了永恒。

陶之酒，很少有李白酒的那种热烈飞动、激荡难宁，陶渊明只是安然自如、悠然自得地斟饮、品赏。陶之酒与陶之诗一样，恬淡静穆、自然真朴而又韵味淳厚。“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归园田居》)这种情感是绝境重生后的喜悦，从久居樊笼返回到性本自然，这种解放使他获得了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独立人格，从而成为后世文人，尤其是失意文人的精神堡垒，保护着他们出路选择的自由。而对他个人来说，这种灵魂上的彻底解放则意味着彰显生命本然状态的真。

彰显生命本然状态的真，这是陶渊明咏酒诗的内核，是诗歌真生命、真性情之所在，同时这也是陶诗中的精华所在。酒的移情使诗人的主观心灵和客观现实相互融通，抛却世俗的烦忧，功利的纷扰，在心灵的解脱和精神上的超越中进入一种自由的创作状态。陶诗的美则在于体现了生命本然状态中的真。酒在诗之中，而诗却在酒之外，从而使诗韵得以升华。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饮酒·其五》）境与意会，兴致悠然，这种超尘脱俗，化为自然的境界是后世诗人所不能达到的。“真”是诗歌的生命和性情所在，是诗与酒相交融而产生的一种美学享受。陶渊明的诗任清风明月展读、流水鸣禽传递。他的诗中没有道德的言说，也没有经国之大业，如水流于石间，风行于水上，任真而自然，可以说他是古往今来最接近真意的诗人。

“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饮酒·二十》)这种真是与当世的伪善相对应的。在那个“真风告逝，大伪斯兴”(《感士不遇赋序》)的时代，他毅然独立于社会之外，以饮酒赋诗来表达对这个社会的彻底抗拒。《庄子·渔父》篇曰：“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真在内者，神动于外，是所以贵其真也。”这种由醉态所引发的真不知引发了千古以来多少诗人的感叹与遐想。苏轼晚年十分推崇陶渊明，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陶性情真率，感情真挚。他在《书李简夫诗集后》一文中感叹说：“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仕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扣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迎客：古今贤之，贵其真也。”

“天岂去此哉，任真无所先。”“形骸久已化，心在复何言。”(《连雨独饮》)这种在酒中所孕育的生命体验是陶渊明在那个时代所独有的，归隐于田园，东篱采菊，悠悠而见南山，这样的饮酒是自然而惬意的，更是人性的本真，一种美学意义上的享受。它是陶渊明的生命所在，更是他的一种生命形态，一种诗学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