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量饮酒 快乐生活】 “每因一樽酒，重和百篇诗”——诗人为何如此钟爱杯中之物？
历代中国大诗人与酒似乎有一种不解之缘，汉代曹操“对酒当歌”(《短歌行》)，稽康、阮籍在沉醉中留下万言大作，唐代李白更是诗百篇皆因斗酒之功，被称为酒仙兼诗仙，张旭是“三杯草圣传”，戴叔伦则是“每因一樽酒，重和百篇诗”，到宋代，显贵晏殊也是“一曲新词酒一杯”(《洗溪沙》)，李清照“浓睡不消残酒”((如梦令》)“险韵诗成，扶头酒醒”(《念奴娇》)，她的许多佳作都是“把酒黄昏后”的酒力作用。中国古代著名文人中，饮酒者占有极高的比数，文学史上第一流之人，如三曹、嵇阮、陶谢、李杜、韩柳、刘白、欧苏、陆辛等等，都是咏酒写酒爱酒之人。可见，中国古代第一流诗人很多与酒有着极深的情缘。
诗人们不仅饮酒，甚至雅号也离不开酒的影子。唐代王绩自称“五斗先生”，元结自号“醉民”，诗人白居易自称为“醉吟先生”，皮日休自号为“醉士”，欧阳修自称“醉翁”，其他以酒自名的人历代不绝，可见钟情于杯中物的人之多，光是历史上至为著名的爱酒“小集团”，略举之就有“竹林七贤”，即魏晋时期避于酒乡的阮籍、嵇康、刘伶、山涛、向秀、王戎、阮碱。
唐代有因杜甫的名篇著称的“酒中八仙”，即贺知章、李琎、李适之、崔宗之、苏晋、李白、张旭、焦遂；同时又有以李白为首的“竹溪六逸”，这些著名的酒客，其中许多人都有多种流传于史册的关于酒的故事，常为后世诗文所引称。
不仅如此，酒在诗人生活中也表现得淋漓尽致，从他们的酒言豪语中就可窥一斑。唐代孟浩然就因“万事不如杯在手”而放弃了入仕的机会；初唐时的王绩，常在酒肆中一饮数日，他常常叹息不能和刘伶一起闭门轰饮，唐高祖武德年间他待诏门一省，他弟弟王静问他是否安乐？他说那儿傣禄少，只是每天有三升酒喝还勉强可以留恋，时称“斗酒先生”。
但古今超一流的为酒出豪语的大师无疑应是李白，古今中外大概再也找不出一个如此善于夸张而且夸张得令人心悦诚服的诗人了，旁人说出来不象话的，他说出来叫人听得舒服，觉得合乎他那气吞山河的身份。“白发三千丈”(《秋浦歌》)，“黄河之水天上来”(《将进酒》)以及形容潭水深千尺、瀑布三千丈等等都是事之所无，情理之所可信。他诗中饮酒的豪语也无人能比，“会须一饮三百杯”，（《将进酒》)“金樽清酒斗十千”(《行路难》)等等，最吓人的恐怕要数《陪待郎叔游洞庭》中描写的“划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诗人要把洞庭湖和湖水一律化为美酒，滔滔汨汨，使巴陵大地酒波粼粼，酒浪滚滚，其设想之一奇，可称千古酒言豪语之最。贺知章一见到李白时，读了李白的诗，惊呼他为“谪仙人”。有一次邀李白饮洒，匆忙中忘带酒钱，就把身上佩带的朝廷赐给的金龟卖了付酒帐，以金龟换酒，当时是犯王法的，但诗人浑然不把这些放在眼里，以至贺知章去世时，李白重游长安，触景生情，写了一首《对酒忆贺监》来悲悼亡友，诗中写道：“昔日杯中物，今为松下尘。金龟换酒处，却忆泪沾巾”。
为什么诗人们会如此钟爱这杯中之物，而且能被人们所理解并接受呢？
首先，饮酒是诗人实现人格理想，捍卫人格尊严的需要。
对于中国文人来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忧国忧民是中国文人的一种传统，作为诗人则显得更为突出。从屈原到李白、杜甫及陆游概莫如此，但这也决定了诗人们的悲剧命运。诗人对人格平等、精神自由的要求与封建社会等级秩序是一对尖锐矛盾。入仕以后，在形形色色的官场中，诗人的人格尊严适应不了那样的环境，这注定了诗人的人格理想必然破灭。诗人鄙视政治官场中的种种卑劣行为，故李白才有“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梦游天姥吟留别》)的呐喊。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借杯中之物，浇醉心中的失意。“痛饮酒，熟读《离骚》”的竹林七贤，“篇篇有酒”的五柳先生，“纵酒开愁容”的谪仙人，都是此类的代表人物。
其次，从诗人本身来看，饮酒可以使诗人精神上得到尽情地渲泄，自由地挥洒，痛快地解脱。
中国强大的礼治文化，要求人们无条件地遵循礼的规范，甚至到了“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地步。作为诗人，虽然向往对社会进行儒家的礼治，但诗人渴望精神得到激励，个性能够自由伸展，人格理想的追求促使诗人要突破礼治，诗人生命中的情感需求，尊重与自我实现的需求本性特别强烈，这种本性常常在遇到适宜的环境时，痛快淋漓地表现出来，而这种表现的最好时机莫过于饮酒沉醉的状态。诗人在酒醉中可以高扬生命的激情，整个情绪得到自然释放，不受任何世俗的约束与限制，甚至对那些帝王也不予理睬。醉后的张旭可以“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在沉醉状态下，诗人的精神得到一种满足和短时间内的自由自在。
在精神获得偷悦的同时，诗人得以完成对自然、生命、人生、社会的感悟。晋朝陶渊明的诗中写道：“故人赏我趣，挈壶相与至。班荆坐松下，数斟已复醉，父老杂乱言，觞酌失行次，不觉知有我，安知物为贵，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饮酒》)这正是一种“不觉知有我”的超然境界，感受一种“酒中有真味”的短暂快乐。
再次，古代诗人们在饮酒中往往可以实现一定目标，达到一定目的，获得一定乐趣，或求仕、或避世、或交友等等。
宋代诗人蔡挺则更幸运，他酒后伤感，偶作一词，不曾想得到了神宗皇帝的赏识，喜获升迁。南宋诗人刘过和辛弃疾成为莫逆之交，也是在酒席间吟出一首绝句而促成的。最为有名的则要数阮籍了，当时正处于司马氏要篡夺曹魏政权的斗争险恶时代，“竹林七贤”中的嵇康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被司马家诬害致死，但同样的“危险人物”阮籍，却因为在酒中避世而保命全身。《晋史》和《世说新语》里记载他的许多轶事，由于阮籍声名很大，司马氏集团要拉拢他，他只好成天都在醉乡里。不发表任何政治见解，一次次都躲过了迫害，避免了卷入政治旋涡的麻烦。
诗人们还常常在一起“把酒祝东风”(欧阳修《浪陶沙》)，聚饮欢唱，寻求乐趣。“竹林七贤”的得名就是因为阮籍等七人常在竹林中痛饮而来。历代诗人所进行的酒会没人能统计完全，可见，酒在诗人的生活中是举足轻重的佳酿。由此，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酒对于中国古代诗人来说，已经不只是简单的一种饮用食品，而是贯穿诗人整个生活的一种物化了的文化。酒对诗人有着深刻影响，是古代诗人思想意志、精神情感表现的有力工具，是诗人入世的武器，出世的航船，同时也是诗人生命观、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体现的寄托物。